发布时间：2021-01-18 来源：深圳商报
张玮玮在“致先行者”融媒体党课上演讲。
袁斯茹（左）采访2014年诺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
关键（左二）采访“中英街上活雷锋”陈观玉（左三）。
2002年深圳商报包机去长沙采访金鹰电视节，右三为杨青。
王斗天（前排右一）在国贸大厦与尼克松（左三）合影。
舒桂林
2011年深圳大运会期间，贾少强（右）在大梅沙采访中外媒体采访团成员。
刘悠扬
范宏韬（右）在虎门大桥直播现场。
今年是《深圳商报》复刊30周年。30年来，《深圳商报》积极履行好主流媒体的使命担当，记录城市发展，书写时代华章，成为深圳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记录者、见证者、推进者。 今天，我们隆重推出这组“复刊30年 我的深圳故事”专题报道，听记录者们讲述他们眼中的深圳以及新闻背后的故事。
一堂新颖的党课 一次心灵的洗礼
深圳商报记者 张玮玮
进入深圳商报的第三个年头，我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2020年9月，深圳商报与深圳市委老干部局共同策划推出了“致先行者”融媒体党课，以纪实视频、记者撰稿+现场讲述、多媒体展示等方式，呈现2019年深圳市受全国及全省表彰的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光荣事迹。我受命担任主讲人之一，在各区巡讲活动中宣讲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福田区政协原主席陈志新扎根和平县倾力扶贫的故事。
在前期采访中，我见了陈志新两次。陈老在司法、政法战线上工作多年，这让跑司法新闻的我初次见面就觉得很有亲切感。采访过程中，他的敬业专注的态度、回报社会的情怀和朴实低调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获益良多——老有所为，天地广阔。人不应为年华老去而忧虑，而应放开眼量地去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
从福田深圳会堂首演至今，“致先行者”党课已先后跨越南山、龙岗、大鹏、坪山各分站。在巡讲过程中，我发现每次讲述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不仅因为场地、观众、现场氛围不同，更深的原因是自己内心在一次次被这些看似普通却实在不凡的人所震撼和感动。在坪山站，我讲述时哽咽了，有许多现场观众也同频共振。人生如海，这些老党员如灯塔，如方向标，让许多人心中有了更多光和更清晰的航向。
感谢报社给予的缘分，这堂课我们还会继续讲下去，传播到更多地方。
参与沈昌文先生85岁生日宴
深圳商报记者 夏和顺
今年1月10日，沈昌文先生逝世，享年90岁。沈公是新时期阅读事业的开创者，也是纸媒兴盛的标志性人物。他晚年与深圳结缘，在这片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热土上撒下了欢声笑语，也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2015年9月27日，中秋节，沈公85岁大寿，他当天下午现身深圳中心书城，以“出版人的梦想与路径”为题演讲自己的出版生涯，随后朋友们为他安排了两场节目——生日宴会及赏月雅集。记者有幸全程参与，沈公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沈公的谦逊和幽默至今难以忘怀。
沈公的演讲缘起于他的新著《师承集》。此集收入陈翰伯、董桥、吕叔湘、黄仁宇、陈原、金克木、冯亦代、范用等出版界前辈和海内外知名学者百余件手札。沈公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这本集子，就是记录我怎么联络、巴结那些大学者、大知识分子的经历的，我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同时也是我本人的师承经过，我非常感激他们。”“巴结大知识分子”是沈公的谦逊。其实，他本人不仅是著名出版家，也是学问大家。
为沈公祝寿者包括陈子善、吴兴文、俞晓群、胡洪侠、梁由之、王志毅、沈胜衣、陈新建等，济济一堂，热门非凡。大家频频向沈公敬酒，沈公特别尽兴，饮酒已过平日限量，还觉得不过瘾，自己走向吧台倒酒，结果被在旁服侍的女儿劝阻。
晚宴结束后沈公回酒店休息，朋友们仍到尚书吧户外饮酒喝茶，聊天赏月。南国的仲秋未显清寒，余热尚存，烘托出一轮银盘般的圆月。朋友们点燃的孔明灯飞向高空，与皎洁的圆月交相辉映。
职场新人半年内采访5位诺奖级大咖
深圳商报记者 袁斯茹
和诺贝尔奖得主面对面交谈，这对于一个刚毕业不久的职场新人来说，简直是异想天开。但这样的“神奇”经历就在深圳发生了。
从2017年开始，深圳正式启动诺奖实验室建设，此后不少诺奖得主频繁来深。2018年4月3日，才入职《深圳商报》不到两年、对这座城市还“不熟”的我接到一个任务：8天后采访2014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
莫索尔教授此行是到深圳建立智慧医疗实验室，在几天的时间里他要与市领导会面、和企业代表交流、参观、确定实验室各项细节。留给我采访的时间只有他参加完一个会议后的间隙，也就是说，我要趁机“截”住他。
和全世界最顶尖的“智慧大脑”对话已经足够让人紧张，而我还得碰运气才能获得跟他说话的机会。采访前的那一周，毫不意外我迎来了连续失眠，疯狂查找教授的相关研究，甚至恶补不少单词。
好不容易“熬”到采访当天，抓住机会冲上去跟莫索尔教授打了一个招呼。意外的是他本人非常亲切，并不是我之前想象的“高冷男神”，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来深圳的时间比我出生时间还早。
此后，深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诺奖得主。不到半年时间，我又采访了美国国家工程院院长牟德、菲尔兹奖得主杰曼诺夫，两次采访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格拉布斯。
和他们的交谈中，我认识到了不一样的深圳、不断吸引全球杰出人才的深圳。“职场新人对话诺奖得主”的故事，大约只有在这座城市才会发生。
在深圳，我第一次“潜入海底”
深圳商报记者 关键
作为一名记者，经常会有上天下海的“意外”。
2007年7月26日，深圳南澳海域，我就跟着深圳海豚湾潜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国际二星潜水教练管乾坤，潜入了海底清凉世界。这是我第一次潜水。
并没有太多的适应时间，我坐在船沿上，一个后仰，就下了海。由于气瓶的浮力，可以浮在海面上。管乾坤利用这段时间，让我适应潜水器材。指点我在水下如何控制速度、如何均匀呼吸、如何排除耳膜疼痛等等。
在水下呼吸只能靠嘴，咬住呼吸器顶端一个类似牙托的呼吸孔，用嘴唇包住呼吸孔来呼吸。我是潜水初学者，不太适合用嘴呼吸，管乾坤就教我像吹蜡烛那样呼吸，果真觉得好了一些。
在海水中的交流完全靠手势，感觉正常就手势示意OK，感觉不适就向师傅左右晃手。在教练的指导下，我开始下潜。下潜过程中，果然觉得耳膜胀痛，扭紧鼻子用嘴使劲吐气才好受了一些。 下潜中，人基本处在失重状态。几分钟后，我终于来到了南澳海底。在寂静的海底，可以清楚地听得到“怦怦”的心跳声和“咝咝”的呼吸声。
轻轻摇动脚蹼，保持冷静与放松，我开始了在海底的“探险”。 在海底，用手搅动海床的海沙，海沙在眼前轻飘飘地扩散开来。那时，从潜水镜里，还可以看到不少的小丑鱼。
第一次海底“探险”，感觉时间很长，实际不超过10分钟。摇动脚蹼，开始缓慢上升。升上海面的一刹那，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听到快艇马达的轰鸣声，也有了一种亲切感。
这次经历，在当时作为还相当新奇的内容，我写成报道发表在了2007年7月28日《深圳商报》A16版“第一现场”上。
经过这“第一次”，我喜欢上了潜水，后来又在深圳杨梅坑、印尼巴厘岛等海里潜过水。
海底真的很安静。
我们包机采访开了新闻界先例
深圳商报记者 杨青
我是2000年10月16日从太原到深圳商报报到的，一开始被分配在经济部，被部主任张学虎分在跨线组，可能张主任觉得我算一个“老”记者，在内地报社有10年的工作经历。这个分配貌似没有条框，天宽地阔，可是对一个刚来深圳，两眼一抹黑的新人来说，简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嘴。我赶紧去资料室找相关媒体的经济报道，上街买经济类杂志，找经济热点，甚至从电话号码本开始，把深圳经济各部门的架构先撸了一遍，发现和内地的行业天差地别，一切归零，从头开始。
上班第一次采访，是部门策划的一个选题，采访名单和电话拿到手上，才发现要打国际长途，采访在深圳创业的一位香港老板，对方讲粤语，我以前只听过粤语歌，生活中第一次听到粤语对话，一脸蒙。
一个月后我调到文艺新闻部，开始了传说中的“狗仔”生涯。上海电影节、北京首届独立映像展、长春电影节、香港金像奖、长沙中国金鹰节都是主场，我这才意识到《深圳商报》作为华南地区主流媒体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我也没想到职业生涯的高峰来得那么突然。2002年12月19日，第三届中国电视金鹰节在长沙开幕，深圳商报包机前往采访，一是打自己的品牌，二是给金鹰节壮声势。深圳都市报老总侯军带队，商报、晚报和都市报记者共8人组队前往。我是深圳商报文艺部的记者之一，没想到一下飞机，我们就成了被采访的对象，当地媒体长枪短炮，镜头林立。
包机采访，当时开了新闻界的先例，采访行动上升成了文化事件，一时轰动业界。一眨眼，19年过去了。包机采访金鹰节不仅是当时纸媒风光的见证，更代表了纸媒时代曾经的辉煌。
我在国贸大厦与尼克松合影
深圳商报记者 王斗天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当年的1月20日，他在当时的深圳地标建筑、全国第一高楼国贸大厦详解姓资姓社，留下了那句经典名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才有，我们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他在国贸一番振聋发聩的讲话，被视作南方谈话的精髓和改革开放的最强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拨云见日的作用，消除了人们的心头疑云和思想误区，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
无数追梦人紧随邓公的脚步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加入特区建设的洪流。那一年我正巧大学毕业，经过“双向选择”分配到深圳，成为了一名特区记者，在深圳电台从事政务和外事报道。当年，不仅各省市的参观学习考察团纷至沓来，各国政要也争相一睹特区风采。印象较为深刻的有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还有美国两任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等。
1993年，美国两任共和党前总统尼克松和老布什先后访深，相比于在任期内发动海湾战争，安保戒备森严、记者不能靠近的老布什，尼克松的深圳之行可谓轻松愉快，并与采访记者留下了合影。当年的4月8日至14日，尼克松先后在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访问。在深圳，尼克松下榻富临酒店，市外办用加长版的奔驰车接待他。4月14日中午，80岁高龄的尼克松来到了国贸大厦，刚一下车就引发了群众围观，人群中发出阵阵欢呼。尼克松兴致很高，他踩在车门内的脚踏板上，努力探出身躯向现场的人们挥手致意。上了国贸49楼的旋转餐厅，他在这座创造了三天一层楼的“ 深圳速度”的标志性建筑里，看到了年轻的深圳创下的“一夜城”奇迹。他欣然题字：“深圳是壮观的城市、中国的典范，证明了邓是对的。”他还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个了不起的创举。”在文锦渡口岸离开深圳前，他又说：“深圳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深圳的一切说明，邓小平是正确的。深圳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城市，是中国的榜样。”
1994年，在访问深圳一年之后，尼克松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政治家因中风去世。这一年，我调到深圳商报工作。在28年的职业记者生涯中，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深圳奇迹。在深圳商报复刊30周年之际，把尼克松与深圳的故事写下来，一是作为特区沧桑巨变的见证，二是寄望我们深圳不负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一报到就被总编叫去探讨新闻业务
深圳商报记者 舒桂林
1999年12月底，我从广州《足球》报调到深圳商报体育部工作。报到第二天，接到时任体育部主任杨勇杰通知，说报社总编辑王茂亮要见一见我，他强调：“别紧张，茂亮才39岁！”
啊，39岁就当上了正局级干部？！我不禁啧啧称奇。深圳商报最初的定位是市政府机关报，社长和总编辑都是正局级，市政府专门下过红头文件。带着一丝忐忑，我走向王茂亮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真朴素啊，门一直是敞开的，随时就能进入，进门是一张极普通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各种报纸和资料。年轻的总编辑拿着笔正在写着什么，他笑容可掬，英气逼人：“欢迎你加盟深圳商报啊，为了让你尽快调入，我们走了高交会的绿色通道……”
寒暄了几句，他突然拿起桌上的一份《新快报》——那是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刚创刊不久的都市类报纸，“你说说，它办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年轻气盛，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观点，总编辑频频点头。
虽然这次见面不到10分钟，虽然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但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那是39岁的年轻人就可以当总编辑的年代；那是一见面就在探讨新闻业务的年代；那是敢于打破常规说干就干的年代。
报道违建后接到了恐吓电话
深圳商报记者 贾少强
“你的车牌是不是1C×××呀？你这个小记者，你信不信，我掏20万就可以把你头扭掉！”2004年11月中旬的一天早晨，手机响了，我习惯性按下通话键后，电话里传来一名陌生男子恶狠狠、阴森森的话，我急忙查看手机来电记录，发现这个电话没有来电显示。
我立刻意识到：这一定与我前几天报道的一篇违建消息有关。2004年10月底，深圳出台了查处违建的规定。当时我在龙岗驻站，报社根据市里的部署，要求驻站记者找违建典型。我在寻找线索时，一名知情人对我说，沙湾樟树布村的东深供水河岸边，有人偷偷地在夜间打桩建房。我向国土部门进行了核实，确认那栋房子属违建。于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到工地现场采访，楼房的框架已经建到了第三层，按照国土巡查员的判断，此违建的桩深度超过10米，可盖至少12层的楼房。于是我写出了《东深供水河边 有人偷建违建》的稿子。报道见报第二天，当时的龙岗区区长就带队去拆。报纸见报时，我的稿子只署了“本报记者”，并没署我名字，但这个建违建的人不知道怎么弄到了我的电话和车牌号。“你断了人家的财路，你接到恐吓电话，一点也不奇怪的。”
接到这个陌生电话后，若说不怕那是假的，我就立即跟部门主任汇报了情况，他让我马上回单位，并说会向报社领导汇报。第二天，分管我们部门的副总编就找我谈话，一方面安慰我，让我先休息两天，同时告诉我说总编辑得知有关情况后，决定把我从龙岗记者站调到罗湖记者站。我听了后，非常感动，感谢报社领导在员工最需要关心的时候给予的温暖。这件事，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向读者介绍“陌生”的刘慈欣
深圳商报首席编辑 刘悠扬
第一次听到刘慈欣的名字，是2009年底，在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现场。记得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江晓原说，你们要注意一下刘慈欣这个作者，今后10年，中国科幻是属于他的。
那时，后来让刘慈欣“封神”的《三体》三部曲还没有写完，距离他拿到世界科幻文学最高奖的“雨果奖”也还有5年时间。听到江老师的推荐，我找到《三体》前两部，一口气读了下来，被刘慈欣构建的宏伟宇宙瞬间击中。那会儿正好碰上《阿凡达》在中国上映，那是一个事件，IMAX 3D影厅不仅昂贵且一票难求。看完这电影，我揣着无数问题，抱着膜拜之心，拨通了刘慈欣的电话，想从他口中去求证中国科幻在世界的坐标系。
电话那头，是个基层工人般豪爽、纯朴的声音。《阿凡达》他竟然没看！因为要先坐车去阳泉市，再转车去省城太原，才能找到IMAX 3D电影院。刘慈欣生活在两山夹一谷的山西娘子关电厂，他的主业是工程师，写科幻小说只是他少年时期想当科学家这个理想破灭的一种精神补偿。
刘慈欣的寂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评论家眼中的宠儿，却生活在一个与科幻几乎完全隔绝的现实世界。在他工作的厂里，写科幻是不被允许的，这被当作一种“可以赚钱的副业”。而他的朋友、妻子和女儿都不看科幻。曾经有一次，有个同事对他说：“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写科幻的人名气很大，他的名字竟然跟你一模一样！”而在另一个小众的网络世界，刘慈欣的粉丝们把自己称作“磁铁”，亲切地叫他“大刘”，在百度设了“刘慈欣吧”，在网上建了“刘慈欣群”……刘慈欣的故事，就像穿上“超人服”穿梭于与神话与现实之间的记者克拉克·肯特，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科幻”故事。
那一年，我给刘慈欣打过好几次电话，每一次都长谈数小时。他说话的时候，总是不停咳嗽，因为娘子关的地势令火电厂的灰尘终日不散，他是个结核病人。我亲眼见证他完成了《三体》最后一部，我所在的《深圳商报》几乎是最早对《三体》完稿做深度报道的媒体，也是最早一批向大众读者介绍“陌生”的刘慈欣和“陌生”的中国科幻的媒体之一。
今天刘慈欣已然“封神”，中国科幻也从小众变成主流，他们都成了资本追逐的对象。但我依然怀念10年前认识的那个刘慈欣，他曾对我说：“好的科幻，就是能让你在下夜班的途中，仰望星空。”如今娘子关电厂已经不存在了，那个仰望星空，在深夜台灯下默默写作的刘慈欣还在吗？
“深二代”的校鞋故事
深圳商报直播中心主持人 范宏韬
2002年，我母亲带上刚从幼儿园毕业的我来到了父亲工作的城市——深圳。在那之前，我每次来深圳都是作为游客的身份，但这次前来，母亲辞去了老家的工作，我们一家三口要在深圳长久居住下去了，我也获得了一张4403开头的身份证。
好像那个年代“深二代”也并没有被外界赋予什么特质，所以初来乍到的我除了不会讲“白话”和潮汕方言之外，穿上深圳校服，与深圳土生土长的娃儿也没什么不同。不过在2006年以前，深圳市教育局对中小学生在鞋子的穿着上并无统一要求。开学后的第一个周末，母亲带我来到东门西华宫地下一层某个昏暗的店面，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疯狂杀价，最后以29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双“头层牛皮”凉鞋。我也不挑：“不磨脚就行！”母子俩带着新鞋心满意足地回到家中。
第二天上午，这双鞋让我在体育课上出了大丑。在与新同学的追逐嬉闹中，凉鞋底盘直接“飞”出，顿时哄堂大笑：“哪儿买的破鞋？！”我也气得小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在一番内心挣扎后，我还是俯身捡起“鞋底子”逃离众人的视线。好在这是上午最后一堂课，我拎着“鞋底子”溜出校门回到了家里。
之后脚丫子越来越大，鞋子换了几双，每一双新鞋上脚我都如履薄冰，怕“飞鞋门”再度上演。有一天，班主任突然宣布：“以后大家都要穿统一的校鞋，不穿校鞋来校，发‘家校通’！”这条“去个性化”的校规让班级里哀声一片，我却暗自欣喜：好啊！这下大家都穿一款鞋，破了也没人会嘲笑了。
从此之后，“丹尼森”牌的“波鞋”与白色回力网球鞋给了我安全感，我穿着校鞋大胆地驰骋在校园的体育场上，爱踢球的我也不知吝惜，往往不出三个月，新买的回力校鞋便会脏成黑鞋，但“精神面貌却是非常阳光”（同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