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经济》杂志创始人周秉腾。

　　▲上世纪90年代初，杂志社的一次编务会议。

　　75岁的周秉腾退休后住在大鹏海边一个小渔村，院子里种了很多花草瓜果。暮色四合时，他喜欢一个人在海边吹吹海风，再回到自己的院子回忆往事，写作。

　　他记得第一次喜欢上深圳的海，是38年前。1982年，刚刚调入深圳的周秉腾忙着深圳经济学会的工作，接待全国甚至海外来的访问专家。在陀螺般转个不停的某天傍晚，他送完客人后坐在海边吹了一会儿海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宁静，一向长于理论和思辨的他在日记里写下了那时的浪漫心情。

　　7月16日，记者在大鹏海边见到了周秉腾。他说，差不多从1983年起，他“自讨苦吃”筹办《特区经济》杂志，这份“无中生有”办起来的杂志，是中国第一份聚焦经济特区发展的经济理论刊物。凭藉创新的办刊思路，《特区经济》在全国同行创造了多项第一。

　　“自讨苦吃”创办《特区经济》

　　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周秉腾分配到粤西一个偏僻的矿山工作，一待就是12年。

　　“1979年年底，报纸一个不显眼的版位上刊发了一条短消息：党中央决定，在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当时有多少人会注意这样一条信息呢？但是我老家在惠州，知道深圳这个地方。我简直兴奋得心都要跳出来了，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时隔40年，周秉腾说起自己与深圳的缘分，还是那么兴奋。

　　1982年，周秉腾调到深圳，单位是刚刚成立的市经济学会。严格说，当时经济学会专职干部只有周秉腾一个人，所以光是参与各种“经济特区理论研讨会”的会务工作，以及接待来深考察的国内外经济学家就够忙的了。一年之后，周秉腾萌生了要办一份杂志的想法，虽然离开经济学专业已十余年，但他对经济理论仍然保持敏锐感。周秉腾说：“尽管我刚到特区工作，但我已经强烈感觉到，需要创办一份理论性刊物。它可以为特区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提供一个舞台，大家来探讨经济特区建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推动特区经济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这就是后来理论界非常熟悉的《特区经济》杂志。杂志创办之初极为艰苦，杂志并非领导钦定创办，而是我“自讨苦吃”弄起来的。因此，试刊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设备和资金，就是一个人、一张桌子和一张椅子。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只在市委宣传部理论处里面靠墙处挤占了一个位置。“我过去从未办过刊物，甚至不知道办刊还要经过申报审批，需要刊号。当时我虽年近不惑，但却像一个愣头青，一股冲劲上来，撸起袖子就干。”周秉腾回忆杂志初创时的情景，非常感慨。

　　研究特区经济理论是第一家

　　杂志为了生存，第3期就“自谋生路”刊登广告。那时，国内刊登广告的杂志少之又少。“我并非敢于‘吃螃蟹’的人，只是为了杂志能运转起来。我还记得，第一次拉到的广告费是3300元，那算是杂志的第一桶金。于是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万事开头难，开了头就有了信心。随着杂志发行量扩大，《特区经济》的广告一度非常兴盛。上世纪90年代杂志发展的鼎盛时期，每期广告多至三四十个版， 封面广告需要排队预约。”周秉腾说起杂志的黄金岁月，语气中仍然充满了骄傲感。

　　尽管从一开始杂志就选择了“市场化生存”的模式，周秉腾却要求《特区经济》始终准确认识自身的定位。对《特区经济》的定位，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曲建说它“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特区经济的理论期刊”。周秉腾说：“当时全国还没有一家专门研究特区经济的杂志，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这个定位，使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转载的特区经济类文章大多出自《特区经济》杂志。使得《特区经济》杂志成为当时研究特区经济的资料库。”

　　周秉腾还说，他认为杂志必须方向正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但如果思想陈旧，一味保守，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四平八稳，见不到一点思想火花，杂志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周秉腾记得，经济特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比如股票，股份制经济，土地拍卖，住房买卖，都是当时很多人不太敢碰的理论“禁区”。“《特区经济》杂志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学术上探讨这些问题，并将优秀文章推向理论界，推向社会，引发社会的极大关注。”周秉腾说，正因此，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特区经济》也是少数放置在醒目位置的中国杂志之一。

　　《特区经济》杂志也先后被评为广东省十佳期刊、中国城市经济十佳期刊，并四次蝉联经济类核心期刊。

　　《特区经济》杂志已经走过37年风雨，而周秉腾也是37岁来到深圳“自讨苦吃”办了这份杂志。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周秉腾笑着告诉记者，“你问我怎么看办《特区经济》这事的意义？我记得原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沈立人说《特区经济》杂志是‘特区的鼓吹者和宣传者’，深大教授陶一桃说它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伫立的思想者和探索者’，说得都很精准。但我还是更喜欢深大教授魏达志的一个比方，他说用一根火柴去点一堆火，可以放出十倍、百倍甚至千倍的热量。我觉得《特区经济》就是一根可以点燃一堆火的小火柴。”

　　深圳商报记者 蒋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