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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七有”打造民生幸福标杆
发表时间:2020-10-10 来源:深圳特区报 字体:[][][] [打印] [关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在当时,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即将实现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如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又赋予了深圳新的历史使命。随着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如何从“先行先试”到“先行示范”是深圳要思考的重要课题。为此,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岳经纶教授,探讨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新使命、新任务。

  一、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打破以社会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旧框框”

  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意见》要求深圳“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实现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岳经纶看来,如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深圳在“发展起来以后”的阶段“先行示范”的核心所在。深圳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有条件首先实现民生幸福。深圳要成为“民生幸福标杆”,需要从认知上处理好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

  岳经纶认为,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首先要改变我们过去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过去公共服务的提供都是以身份为参照的,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通常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公共服务反而越多,更需要公共服务的人得到却较少,于是产生了一个很明显的阶层差距。因此,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首先就要打破根据社会身份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旧框框”,建立一个以人类需要为原则,而不是以社会身份为原则来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体系”。

  “不管哪种身份,孩子都要上学,生病了都要就医,这些需求不会因为社会身份的不同而不同。”岳经纶认为,深圳未来可以建构起一个市域的公民身份,在深圳市的有效管辖范围里,提供公共服务时不再刻意区分本地户口和非本地户口,而是基于共有的需要,以此为基础来提供公共服务。“《意见》提及,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受‘市民待遇’,我认为,也应当给予内地其他城市来深圳工作和生活的居民同样的‘市民待遇’。”他说。

  “当然这么做的话,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支出就要增加,因此我们要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要把公共服务的支出作为刚性支出,摆在优先地位。在深圳目前的市区两级政府的架构之下,要做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还要合理调整市本级与区一级的财政支出责任。也就是要强化市政府在全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作用。因为如果更多的支出责任由区级政府来承担的话,有可能导致区与区之间又形成一个不均等。” 岳经纶强调说。

  二、让经济总量、财税增量更多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如果说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中国民生发展目标的1.0版。《意见》提出来的‘新七有’即‘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就代表着我们国家民生发展目标的2.0版。”岳经纶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说,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可持续发展先锋这四大战略定位,其实都是为了人民幸福这个总目标,这是党的初心,也是社会主义的真谛。

  如何打造或者实现民生发展目标的2.0版呢?岳经纶认为,从深圳现在民生发展的状况来看,首先要把1.0版中存在的一些短板补齐。在他看来,其中最重要也最亟待解决的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他解释道,“深圳人口结构比较年轻,人口增长速度也比较快,在幼儿托育、学前教育以及中小学学位方面还跟不上不断增加的需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让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

  在补齐短板之后,第二就是要提高质量。提高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各方面的质量,体现出民生高质量发展的特点。要提升质量,当然就要相应地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

  在岳经纶看来,市场经济建立起来之后,政府公共支出的重点应该是民生投入。深圳要在民生“新七有”的目标基础之上,制定一个更加细化的指标体系。“我们不能只提出目标和展望,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目标落实到具体的公共政策、民生项目里去,这其中转化工作非常重要,要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密切结合起来,最好还能跟我们政府工作的绩效考核结合起来,努力让经济总量、财税增量更多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实际情况出发落实民生“新七有”

  对于民生“新七有”,岳经纶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老有颐养问题上,岳经纶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深圳不需要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养老机构的发展上面费太多的心思。“大力发展养老机构在其他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地方,是有必要的,但是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与其把养老服务作为重点,不如把幼儿服务作为重点。”岳经纶说。

  他解释到,深圳严格来讲离老龄化社会还有一段距离,虽然有一定数量的老年人,但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32.5岁。这段距离正好能让我们为未来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好准备。

  与其他城市不同,深圳老龄化的独特之处在于随迁老人比较多,由于子女在深圳工作,随迁老人往往是为了照顾孙子辈来到深圳的。因此,随迁老人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跟目前的“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工作还做得不够好有关。如果我们能够把幼儿的保育、学前教育工作做得更好,也就不需要有那么多随迁老人从老家前来照顾自己的孙子外孙,所以深圳未来应该加大儿童服务工作,办更多幼儿园、日托中心,提高幼儿服务从业者的待遇。儿童服务做得好,随迁老人减少了,深圳的养老压力也会大大减轻。

  除此之外,要在深圳人口老龄化还没有到来,也就是提供养老服务的压力还不是很大的时候,利用深圳的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为全国养老事业培养更多的人才,为深圳未来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积累足够的人才资源,未雨绸缪。

  在病有良医问题上,岳经纶对深圳罗湖医疗集团的改革大加赞赏。他认为,罗湖医改提出的最重要的理念是要以健康为中心,而不是以医疗为中心。基于这个理念,将医疗资源向社区一级下沉,打造社康中心,同时实现分级诊疗。社康中心、分级诊疗其实都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强调预防,用不看病省的钱来为医院增加收入,改变了过去医院靠多看病、多治疗来挣钱的状况,回归服务于人民健康的初衷。未来深圳要继续在医疗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不断更新医疗理念,吸纳更多的医生加入深圳的医疗服务体系当中来。

  在劳有厚得问题上,岳经纶提到,深圳这几年一直在探索工会改革,深圳工会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组织动员,充分展现工会在职工团结方面的功能。深圳工会改革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从工人中招聘职业工会工作者。“过去我们在企业、在车间里面组织工会,工会主席是工厂的工人,如果工会的一些集体行动影响了雇主的利益,那么工会领袖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职业化工会工作者,是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在开展工会工作的时候,就能够摆脱来自雇主的干扰。”他说。

  当前,深圳正在积极推进《深圳经济特区工会条例》立法工作,为深圳先行示范工会建设保驾护航。岳经纶提出,深圳制定深圳工会条例,首先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巩固工会改革的成果,把重视基层、重视工会组织化的改革趋势巩固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工会能够有一定的组织力量,可以在劳动权益、劳动关系等方面与雇主或者是行业协会进行一些集体谈判,或者是协商,用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职工的利益,也是从源头上来稳定劳动关系的做法。

  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让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调进行经济资源配置

  在探讨公共服务、社会服务中,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这就是社会组织的力量。根据深圳社会组织首本蓝皮书的数据,深圳万人社会组织拥有量居全国一线城市之首。“深圳社会组织发展全国领先,是深圳社会有活力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也跟深圳的市场经济发展较快,有更好的政策空间和资源环境有关。”岳经纶说,“社会组织不仅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社会民意的载体,更重要的是,社会组织要成为公共治理、社会治理的主体。”

  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是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对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在主流经济学看来,政府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的制度安排,两者涵盖了社会全部的经济资源配置活动。这种二元论忽视了人类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第三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即第三部门,也就是社会组织,特别是社会企业的作用。

  “社会经济可以弥补政府、市场在配置资源时的不足。在提供公共物品,转移政府的部分规制政策和协调产业政策职能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对市场进行监督和制约。”岳经纶建议,深圳社会组织下一步要推动社会企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让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调进行经济资源配置,可以让社会更加健康,减少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等不良社会风气。

  ■ 深圳特区报记者 王玥 周国和

责任编辑:陈昕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