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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地图”上定位和认识深圳
发表时间:2020-09-24 来源:深圳特区报 字体:[][][] [打印] [关闭]

  “如果我们光看自己的发展,不知道东京人在做什么,不知道纽约人在做什么,不知道旧金山人在做什么,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深圳下一步的发展,必须从世界地图上来定位。”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刚刚履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的知名学者郑永年,接受了深圳特区报记者的专访,就深圳的使命、发展方向、升级路径等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

  一、深圳是一座使命之城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深圳过去的发展成就,现在的一举一动,未来的远景规划,全世界都在关注。

  郑永年认为,过去40年深圳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重要的还是面向未来。“深圳从一开始就是一座使命性的城市。”40年前建立经济特区,就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规划深圳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看深圳本身下一步怎么走,更要看国家下一步怎么走。同时,深圳过去的40年,也是全球化的40年。所以深圳的发展不仅仅是内部的发展,更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

  郑永年指出,下一步发展,从国家层面,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新时代“三步走”战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圳的发展就基于这样一个大背景,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先行一步。

  同时,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深圳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国际大背景。郑永年表示,前40年,西方的技术我们应用就行了。现在,国际环境变化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给我们技术了。特别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更是被有意针对和打压。“我们怎么样从应用转到原创,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但如果做不到这一步的话,那么下面的路就很难走了。”

  “成就越大,应当承担的责任越大。人没有压力就不会进步,一个城市也一样。”郑永年谈到,比起40年前要钱没钱,要技术没技术,白手起家,深圳下一步发展的条件,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思想条件,都要好得多得多。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深圳要有使命感、压力感甚至危机感,这样才有巨大的动力推着自己拼命往前冲。“如果我们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了,深圳往后的发展就了不得了。”

  二、深圳要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双区驱动”,是深圳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郑永年强调,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还是深圳先行示范区,都是从我们国家的宏观发展需要定位的,两者是不可分开的。推进“双区”建设,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思想解放。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做一件大事,“为国家做一个样板”。

  “先行示范区建设,除了经济发展,还有制度创新。因为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还是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深圳所处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的显著特点,制度、法规、规则、政策存在较大差异。郑永年一直认为,同一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只能产生物理反应,而不同制度下不同因素的互动就会产生化学反应,所谓的制度创新更有可能来自不同制度的互动。“从制度融合与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湾区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区域大平台,更是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样本。”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理应在推动制度创新上有更大作为,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路探路。

  深圳如何建设先行示范区?郑永年尤为看重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学习。要向其他国家发展得好的城市、世界级大都市学习。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虽然期间也遭遇过困难危机,但是都克服了,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同时,也要汲取别人的教训。像美国的“铁锈带”,为什么曾经辉煌过,一下子就闪断了呢?“既要学好的经验,也要学他们的教训。深圳要坚持底线思维,在避免城市衰败的底线基础之上,考虑城市整体升级的问题。”

  第二是创新。学习不是描红,不是拷贝,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文明、文化、国情进行创新,比他们做得更好。尤其是深圳,要先行示范,更应如此。

  谁去学习和创新?郑永年认为,有些东西要企业家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政府去学习和创新,有些东西要学者去学习和创新。无论是企业家、政府、学界,都要有正确的自我认识,把自己的角色摆正,去找到自己的学习对象和创新路径。

  三、越是面临“卡脖子”越要注重原创

  在郑永年看来,中国是个应用大国,还不算一个创新大国。即使深圳是目前中国最为发达的创新型城市,但很多创新还是停留在应用层面。正因如此,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影响很大。

  “任何一个国家,早期的发展肯定先是应用,这是技术扩散的规律。”他说,近代以来西方先发展起来,技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溢扩散。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早期都是应用别人的技术发展自己。但是后面必须从应用转到原创,否则就会面临各种“卡脖子”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珠三角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那时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认为世界市场是存在的,我们采购就行了。甚至有人说,我们粮食都不用种,世界上粮食那么多,我们采购就行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世界市场只是在国际关系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才是存在的。地缘政治一变动,国际环境一变化,世界市场就不存在了。我们今天就面临这个问题,人家有货不卖给我们,那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有好些地方思想确实要解放,但这个思想必须是正确的思想。”

  现在面临“卡脖子”问题,大家开始着急了。郑永年直言,华为如果早10年开始思考芯片问题的话,就不会产生现在这样的被动情况了,这个教训够深刻了。他强调,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真正拿出中国制造,拿出更多的整装产品,即使组装也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什么叫大国重器?原创性的东西才是大国重器。”

  当前,深圳正在大力投入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对此,郑永年说,创新、创业、创意当然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是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体制创新,二者相互强化。

  四、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当前,国际环境变化了,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为了积极应对挑战,中央提出了“双循环”。

  郑永年认为,对“双循环”要有科学的理解:双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内部消费对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了很大比重,但这并不是说国际循环不重要,像深圳这样的经济外向型城市,下一步发展还是要以国际循环为主。

  面向世界,我们还是要请进来、走出去。郑永年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首先是海外华人的资本流入,然后是西方的资本流入,这对我们的发展很重要。现在我们发展起来了,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土地成本提高了,对环保的要求也提高了,以前那些低附加值的、污染严重的劳动密集型的资本,现在很少能找到空间了。“外资不仅仅是一个资本的概念,外资跟技术、人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很多外资进来,需要吸引、留住优质资本、优质技术尤其是优质人才。”

  如何做到?郑永年举例说,无论是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还是东京湾区,都是世界级经济平台。三大世界级湾区所在的国家,虽然也经历了各种困难或危机,但优质的资本、技术、人才还是留在湾区里面,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郑永年建议,粤港澳大湾区要升级,升级成一个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在大湾区内部,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有基础、有条件打造这样一个平台,从而使得全世界的优质资本、优质技术、优质人才都想来,来了以后不想走也走不掉。这既是湾区内部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的回应。在这样的平台效应下,有利于深圳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优质创新资源,为建设先行示范区服务。

  优质的资源最看重的,就是平台是否广阔、配套是否优质。在郑永年看来,相较三大世界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现在欠缺的是“软件”方面。

  要打造世界级经济平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郑永年表示,为什么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能够成为比较优质的世界级经济平台,就是因为能培育、吸引大量的人才。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好像院士才是人才。其实不是这样的,农民工里面也有人才,深圳现在还需要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我们的人才观要改变。人才不能分高端低端,有用的人才都是人才,都是平等的人才。”他说。

  人才需要很好的软环境支持,比如好的中小学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等,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软实力。郑永年认为,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有多高,它的发展程度就有多高。就子女教育而言,从幼儿园到高中,国际化很重要。世界上的好大学多的是,哈佛、耶鲁、牛津、剑桥都可以去考。但是本地有好的高中、初中和小学、国际化的学院,才是人才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注重人才的具体需求,并不是说给他们一个实验室就够了。

  五、构建南方共同市场,有效对接国家战略

  “大湾区不能只顾自己发展,也要突出辐射作用,把其他地方带动起来。”在郑永年的设想中,可以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南方共同市场。

  郑永年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一个连接点。把这篇文章做好了,对整个经济发展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当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可以考虑“港湾联动”,形成一个南方共同市场,覆盖完整的产业链,既有附加值高端部分也有中低端部分的产业生态,既有市场空间也有足够人口,联动起来加速国内大循环,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通国际大循环,从而具有极大抗风险能力。甚至还可以考虑向北延伸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实现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贸港三大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更大市场空间的联动让国内大循环更有效率。

  “开放是什么?开放是一种规则,开放是一种精神。” 郑永年强调,有效的对接,有效的联动,非常重要。而当每一个开放的区域都有自己的规则,这些规则又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开放名义下的封闭,这就是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在开放上面临的情况。“所以强调互联互通、有效对接,就是要追求一个规则上的统一。只有在规则统一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走向开放。”郑永年建议,不仅仅是广东省内,国家好多开放的试点、开放的区域,都要打通互动起来,不要地方主义的开放,才能形成更深层次、更大规模的开放。

  郑永年特别指出,物理意义上互联互通没有问题,关键是规则制度层面的开放。就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要打造一个“内部的欧盟版”。“为什么欧盟比较有效,因为它的规则是统一的。人家欧盟二十几个国家能互联互通,我们一国里面的三个地方为什么不能互联互通?还是有很多功课可以做的。”

  六、讲好“深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

  深圳建设先行示范区,矢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其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郑永年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最直接产品,一个面向世界的最重要窗口。“我认为讲好了‘深圳故事’,差不多也能讲好一个‘中国故事’,至少是其中最好的一个‘中国故事’”。

  刚刚正式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郑永年担任首任院长。他提到,之所以叫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就是要把中国、把深圳放到整个世界背景下,放到世界地图上来定位、认识,这样才能既看得到我们的优势,也能看得到我们的劣势。在他看来,发展肯定要有参照点:一个是时间的概念,要看我们自己的过去;一个是空间的概念,要看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高研院希望为深圳做一些定位,帮助深圳在世界上找准定位。当然,我们高研院不仅仅是为深圳服务,为广东服务,还要为国家服务,一定要有国家情怀,一定要有世界眼光,为区域及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及时的、富有远见的政策分析,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要成为世界级经济平台,深圳要增强核心引擎功能,也需要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平台。郑永年坦言,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今后我们“走出去”可能会遇到困难,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关起门来自说自话,我们仍然要在开放状态下讲好“深圳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这个世界是多元的,任何国家内的利益也是多元的,这是个基本事实。我们根据大趋势打造的,不仅仅是经济平台,还有学术交流平台、政策交流平台。在这方面,我们高研院希望能为深圳、为中国作出一点贡献。”他说。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姚龙华 焦子宇 金文蓉

责任编辑:陈昕辞